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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明代郑和塑像
《武备志》清初莲溪草堂修补本
《南枢志》刊《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第一幅）
2025年是郑和船队下西洋620周年。郑和，世界级大航海家，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奉命率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船队7次远航西洋，前后长达28年，到访37个国家。郑和船队从中国东南的海港起航，经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参加7次远航的官员、水手、军卒、医官、买办等达两万七千多人，大小船只二百多艘。
展开剩余81%郑和下西洋船队持续近30年的海上实践，为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奏响了序曲。郑和船队下西洋，航路之遥远繁复，航海技术之先进成熟，在世界航海史上是划时代的。
准备阶段曾编绘航海地图册
在15世纪之前，人们的地理视野还局限在“已知世界”。古代中国人知道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郑和下西洋船队，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开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大规模国家级洲际远航。
郑和船队下西洋，必备航海地图。目前一般所知的《郑和航海图》，就是载于明代茅元仪编撰《武备志》中的一种。其实，翻检明清时期的古籍，还有记载表明，早在率领船队下西洋之前，郑和等人除了收集有大量旧存的海洋地理资料外，还对南海一带的海岸、海岛地形等作了普遍调查，并整理、编绘出一本东西洋航海地图册。
“更路簿”是指渔民在历时数百年远航南海诸岛捕鱼、航运等活动中，记载南海航海路线、岛礁名称、海流等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在福建泉州发现的一种手抄本《海底簿》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等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星槎、山峡、海屿与水势，图为一书。务要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误也。”
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收集的《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记载：“明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校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图画一本，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
2015年，福建一位藏家蔡先生，从晋江一户行船人家中收藏到一本世代流传的手抄本《针路簿》，其中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敏（注：原抄本写的是李敏）等出使异域川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输系政，牵图星样，山屿海岛及水势图存一本，务要能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有误也。”
《顺风相送》是明代的一部海道针经，原本藏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1935年，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向达先生在鲍德林图书馆整理中文史籍，抄录《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顺风相送》记载：“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峪浅深攒写于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又以牵星为准，保得宝舟安稳。/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宝舟”一词，专指郑和下西洋的船只，“牵星”指过洋牵星术，是《郑和航海图》中使用的术语。《顺风相送》原序说，永乐元年（1403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为微簿。”这清晰说明在永乐元年已有人奉诏根据已有的针路图，多次较正针路，图画牵星图、水势山形。这份海图的绘制者，极可能就是郑和及其船队成员。
上述古籍记载说明，在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准备阶段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下谕收集海图资料，郑和等人曾短期前往东西洋测量绘图，根据搜集和测绘的海洋地理资料，编绘了一本东西洋航海地图册，可惜这本地图已经散佚。
郑和下西洋航路绘制成图
明代军事家、文学家茅元仪编纂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书中有一组名为《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的地图，即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图上署“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对郑和下西洋航路的图绘。据学者研究，这些航海图约绘于洪熙元年(142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之间，是1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记载亚非两洲内容最丰富的地理图籍，也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航海图集。
崇祯元年（1628年）春，茅元仪向朝廷呈送《武备志》，明思宗朱由检阅后赞该书“该博”，却因朝廷内部派系纠纷，招致兵部尚书王在晋的忌恨。是年夏天，茅元仪离京，待罪河北定兴县江村“缄口思过”。这期间，茅元仪在江村埋头著述，其时所作《掌记》卷三的一则笔记，叙及郑和下西洋和航海图：“成祖声教远被，太监郑和出使海外，凡数万里，历涉诸国，或降或夷，或虏或覆，其道里之详，尝载之《武备志》矣。此外有《星槎胜览》，太仓戍卒费信撰；《瀛涯胜览集》，张昇所撰其序曰：永乐中，有人随太监郑和出使西洋，循历诸国，随所至辄记其乡土风俗、冠服、物产。日久戚卷，题曰《瀛涯胜览》。余得之，繙阅数过，喜其详瞻，足以广异闻。第其文鄙朴不文，亦牵强难辨，读之数叶，觉厌而思睡。暇日乃为易之，词亦敷浅，贵易晓也。此张昇不知即论内阁刘吉之翰林张昇否。三书大同小异，余尝欲冠其地图于首而总核三书，删繁补阙，作《大明西使志》，均未暇也。”
茅元仪在这则笔记中高度评价郑和下西洋，“其道里之详，尝载之《武备志》矣”，而且他“欲冠其地图于首而总核三书，删繁补阙，作《大明西使志》”。可惜的是，这部《大明西使志》，史上未见记载，大概是没有写成。但是从茅元仪这则笔记来看，结合茅元仪在《武备志》中为《郑和航海图》所作短序，更可以肯定《武备志》所载那套航海地图，无疑出自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手笔。
茅元仪所辑《武备志》(1621年刊刻)中郑和航海图的序言云：“明起于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业。当是时，臣为内监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 茅元仪非常明确地说明这套地图就是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海图。
“南枢”比“武备”所载海图更精美
明朝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编撰的《南枢志》，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年）到十一年（1638年）之间。《南枢志》卷一百十一序云：“是以溯洪、永中外国来朝诸事详纪之，至于西域一志、西洋一图，皆永乐中武功也，掌于我职方举朝贡礼仪而合志焉，爰志朝贡第十四共六卷。”这里提到的“西洋一图”，即指《郑和航海图》。
《南枢志》卷一百十三《朝贡部》之《西洋海道考》序云：“南京城西北有宝船厂焉，创于永乐三年。其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喇诸国。通计官较、旗军、勇士、士民、买办、书手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员名；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丈所经国，曰占城曰爪哇曰旧港曰暹罗曰满剌伽曰阿枝曰古俚曰黎伐曰南渤里曰锡兰曰裸形曰溜山曰忽鲁谟斯曰哑鲁曰苏门答剌曰那孤儿曰小葛兰曰天方曰阿丹。和等归建二寺，一曰静海，一曰宁海。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矣。”“或曰宝船之役时，有谓建文帝入海上诸国者，此踪迹之不可测也。今列当日航海图于后，其西洋诸国志另有定编，不具载志。《西洋海道图》。”
这部官方编修的兵部志《南枢志》所言之“当日航海图”“西洋海道图”，也是指《郑和航海图》。《南枢志》所载海图，与《武备志》所载航海图，为同源的不同版本，所画之山川、建筑、林木，均比《武备志》中的“航海图”精美，且字体饱满。
《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也采用“对景图”的画法，绘制山川的形象与有方位意义的地物，可把地图与实地一一对景，尽快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
针路，中国古代用罗盘针所指示的航道。《郑和航海图》绘有针路航线109条。明清时期，航海指南中的短时段计程、铅锤测深和印度洋海域的过洋牵星3种方法，分别来自古代印度、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其中，短时段计程法和印度洋海域的过洋牵星术，很可能是由郑和船队直接引进。在记录印度洋海域航线时，《郑和航海图》使用“过洋牵星术”的等纬度航行法，牵星记载约80处，利用北辰星定位的有38处，经去极度修正后，基本上与所到达的地点纬度相符。
通 过《郑和航海图》，我们可以看到，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股票融资门槛，不但勘定了通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条航路数据，还促进了航海技术及其计量单位的传播与普及，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定量航海技术的准确度和安全性能，也形成了此后几个世纪里中国实用航海指南和航行技术的基本形态。（作者为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地图研究》集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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